其理由主要有两类：一是以关系契约理论为依据。

这主要针对最为核心的人格权领域（如宗教、生育、隐私等）。原告当即向被告磕头，叫了几声干爹，并对围观群众说：我得了红旗车，明天我请大家喝酒。

另一方面，不执行协议也会使法院在道德评价中处于尴尬地位：法院不尊重诺言，从而影响法院的权威和合法性。[83]第一种观点存在逻辑问题，因为情谊行为虽然大多无偿，但与无偿契约的法律性质完全不同，很难得出情谊行为的施惠人比无偿契约的施惠人（如帮忙浇花与民间无息借贷）更值得保护的结论。情谊行为也译为好意施惠行为( 关系) ，如王泽鉴: 《债法原理》( 1)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99 页;黄立: 《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7 页。有偿提供的，则对其轻过失造成的损害也应承担责任。[87]从法律介入的角度看，私人行为形成了一个有序的调控梯度，即法律不介入（法外空间）—法律介入（私法自治的法律空间）—国家管制（公域与私域交融的空间）。

正如温德沙伊德所说：意思表示……是自我呈现的意思。[23]OGH 9 Ob A169 /93．[24]Flume，a． a．O．S．84．[25]黄立:《民法债编总论》，第 515 页。认真考虑一下就会发现，像确定环境风险的基准线或门槛、明确接受风险意愿或对风险的容许水平、权衡互相冲突的环境相关利益这样的决策问题，并不只是尚未形成共识、因而需要想方设法努力促成共识就可解决的问题。

这首先是因为，当代研究生态风险的最有影响的作者们，如贝克和吉登斯，虽然都不会忽略现代法律在应对生态风险中的作用，却很少专门讨论这一点。然而，在新兴的环境法领域里，人们经常谈论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类的立法目的，也有许多人有意无意地支持在环保领域确立更多结果取向的规则，从几乎没有争议的、对地方官员的环境绩效考核，到引发一些疑虑的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出现与扩张，[28]到意见极其分裂的、是否应当基于风险预防原则而更多限制科学研究和新技术应用的自由[29]……正是在这里，卢曼观察到：而在《生态交流》一书中，卢曼也的确提到了，为了回应生态风险，环境法律中由恣意的决定和含糊又空洞的准则混合而成的、由行政官僚而非法院强制实施的环境规制法大大增加了（P74）。只不过是在说，给定功能分化的事实，环保意识需要通过共振的转化，才能在诸如政治和法律这样的功能系统中，成为沟通的主题，并产生社会效果。第二，法律系统在看见时，也只能使用法律系统自己的眼睛来看。

这种回答不能是任意的，而必须依据一定的标准。不那么精确地说，他是那种抬头仰望星空而不是低头注意路面绊脚石的学者。

至于本文仍然沿用的，如二值符码、条件程式等概念，对法律人来说应该是较易理解的了。然而，以卢曼的功能分化系统视角来看，这只是一种虚假的安慰和幻象而已。生态风险属于那类不可消除而只能与之共存的问题，一个无解的问题。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自成一体的法律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的界线，并非不可以穿越。

换句话说，规范性预期具有对抗现实的稳定性：当实际发生的不合规范预期时，亦会出现失望，但规范预期本身并不因此就被打破了。也就是说，通常所谓各系统之间的互动，其实仍是以系统-环境之间共振的方式发生的，仍会受到前述选择性的约束。二是对被选中的某些信息的意涵选择这种理解而忽略另种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如何解决生态风险问题？——更确切的问题是：生态风险问题有解吗？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问题并不是卢曼要回答的问题。

归根结底，人，并不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对此，现代民主法治国里的法律人有一种惯用的处理方式：这是政治问题，应当交由民主决策。

（三）回到系统/环境的区分？在卢曼看来，系统/环境之间的区分是应对生态风险时必须面对的一种现实状况，一种不可回避的局限条件。[12]只不过在功能分化尚未发生之前，法律提供规范预期的方式与习俗或信仰还无法区分开来。

[32]在此，有必要补充说明的是：就算牺牲法律系统的自主性，也未必能够解决前述决策于不确定性之中的问题。(P91)而法律系统内随着环境法发展而来的前述变化，看上去并没有威胁到其他功能系统的自主性。也就是说，人们普遍关切的生态风险，对于法律系统而言，属于诸多外来信息之一。在法律系统内，只有依据法律本身而不是依据别的什么规范，才能判断什么是合法、什么是不合法。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总是存在另种可能性，即这样的结果也可能不会出现。在观念和物质这两个方面，法律系统都没有达到尽善尽美。

但是，如果考虑到各个功能子系统都以自己的方式对生态风险做出处理，就会发现，整体而言，现代社会对生态风险的处理是相当广泛的。(P20)然而，给定现代社会系统功能分化以及相应的各子系统自成一体的运作机理，基于有限的认知能力、过滤某些与生态风险相关的声音，而与另外一些声音共振，这，就是法律系统对当代生态风险惟一可能的反应方式，对功能分化的法律系统而言，并不存在什么更恰当的别种选择。

[16]然而，即使在功能已经分化了的现代社会，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是：现代社会中的法律，除了稳定规范性预期，还可以同时提供许多他种服务，如解决纠纷或者管制行为。法律是一个闭合体系吗？法律能够提供确定性吗？经过法律现实主义[20]的洗礼之后，面对这类问题，极少有法学研究者胆敢简单地说是，但也很少有人愿意轻率地说不。

如前所述，认知性预期可以从经验中学习，也即可以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相应地，法律从具体走向抽象，以便通过灵活解释以适应不同的情况。

如果忽略他的研究，那并不是他而是我们自己的损失。而且，作为从非决定论的演化论中获益良多的学者，他也深知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在复杂系统演化中的作用。因此，他理所当然会拒绝对永远充满意外的未来做出预测。具体到现代法律的未来发展，在卢曼对环境立法急剧增加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别种可能性所持的谨慎但开放的立场。

但是，在中国学界，相比贝克，卢曼的风险理论显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而已有的不多关注还包含不少误解。有关当代社会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卢曼在回应相关批评时[39]所作说明比其正面论述更加明确：系统越是往功能分化和特定化的方向发展，就越不适合把模式（pattern）维持或模式变化当成一个原则，因为功能系统的维持在于持续运作这一动态过程，而不在于结构的稳定性。

我们可以从卢曼有关法律非决定论的演化史等一般论述中，间接地推测出这一点。由此，在《生态沟通》一书中，生态风险问题被卢曼当成一个例证，用于说明贯穿了其几乎所有著述的基本理论关怀，即从结构-功能的角度整体把握现代社会的结构性特征。

例如，如果认同卢曼对系统理性的强调，我们就会知道：仅仅在《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环境法要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是不足以将环境考虑纳入到法律系统之中的。假如某类生态风险，在实证法上完全无法可依，合法/不合法符码对之完全无法应用。

与卢曼的许多批评者所以为的[38]相反，卢曼自己并未否定这样一种超越的可能性。这种做法，正如卢曼所言，当然会增加法律系统内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首先，法律系统看不见它不能看见的。无论如何，一旦我们能够进入卢曼的世界，就会发现，在现代法律如何应对生态风险方面，卢曼是个颇能给人启发的研究者。

换句话说，生态风险相关立法是否能纳入民主审议程序，并不取决于法律系统运作中是否有此需要，而是取决于政治系统内权力斗争的格局，——在民主政治中取决于获得有效表达的民意。真正有效果的，是三同时制度以及建设项目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这样能够充当合法/不合法符码应用依据的、因而可以被法律系统执行的规范。

正是这一事实使得共振问题更加复杂了：这些功能子系统不仅以社会系统的环境为环境，同时还彼此互为环境。（P66）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现代社会分化为不同功能子系统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的情况下，作为功能分化系统的法律，其外部环境，不止包括了社会系统的环境（如包括生态意识在内的心理系统）[25]，也包括了其他社会子系统（如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

在法律系统基于有限认知能力而选择或过滤外来声音的意义上，可以说，法律系统对生态风险的共振可能是过少的。（一）作为功能分化系统的法律更仔细地阅读《生态沟通》，我们会看到，卢曼其实并没有说，面对生态风险，系统什么都不能做。